幼儿园成稀缺资源 家长感慨之前是房奴现在是孩奴

　　“以前只想到孩子上一个好小学难，没想到现在上幼儿园也变成了难题。”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张先生近来遇到了烦心事，孩子刚刚1岁10个月，明年9月才上幼儿园。“之前没当回事，可是最近向小区里的公立幼儿园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明年一共才收60人，但是登记报名的已经有200多个了，还要优先照顾在本园上亲子班的孩子。”张先生对此颇感无奈。

 　　接受这种考验的不只张先生一人。近两年，伴随新一轮人口生育高峰下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逐渐长大，上幼儿园难、幼儿园贵甚至成为覆盖全国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不仅是适龄儿童的家长苦恼，社会也对此给予了广泛关注。《家长为争“学位”凌晨排队》、《广州全城幼儿园被指变相涨价 收费远超大学》之类的新闻屡见报端。

　　入园难，成为2010年百姓关注的又一热门词汇。

　　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

　　“从2009年开始，明显感觉来我们这里咨询、报名的家长特别多。天天有人来找，看着家长们焦灼失望的眼神，说实在的我也挺难受，但容量确实有限。”一位幼儿园的园长告诉记者。与之对应，家长们为孩子寻找幼儿园的路变得举步维艰。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对此有深刻感受。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儿07年出生，一岁多时在小区配套的公立幼儿园报名，入学基本没什么困难，捐资助学费每年3千。09年出生的儿子，不满1岁就去幼儿园报名，除每月的托费外，捐资助学费已经涨到了每年8千，由于登记人数太多，园方也不能保证能入学。

　　记者随机就入园报名和学费问题对北京市部分公立和私立幼儿园进行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幼儿园中，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明确表示不接受非系统内子女入园，目前二代和三代职工子弟已超负荷。很多系统内幼儿园，也表示会优先本系统内二代、三代子女，余下名额所剩无几。

　　除此之外，一类一级公立幼儿园、设置在大型社区内的公立园以及知名度较高、收费在2000元左右的私立园名额供不应求，有的甚至连明年的名额都登记完了。坐落于西城区的机械机关幼儿园老师对记者说，由于幼儿园场地大，师资好，而且不收捐资助学费，每月只需交纳1100元的托费，不少家长都想提前报名占“坑”，甚至有的还在怀孕就来给孩子报名。这种现象在很多幼儿园都曾出现。而在天通苑、回龙观等新建大型社区，由于配套幼儿园的建设不完备，招生时家长连夜排队的情形屡次发生。

　　由于入园难，与幼儿园分开独立运作的亲子班，由于在同等条件下能优先入园，尽管一小时左右的单次课程就要收50到100元之间的费用，同样非常抢手。而公立园对入园孩子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一些幼儿园在孩子入园前要进行考试，并要对家长进行面试。无奈之下，像红黄蓝、二十一世纪幼儿园等有较高声誉并开设在大型社区附近的幼儿园虽然价格要偏高一些，也受到家长的追捧。“现在都不是钱的问题了，是晚行动一步就根本报不上名”。有家长这样对记者说。

　　这一切并不仅是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上好幼儿园而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以北京为例，从2007年到2009年，北京的新生儿共有46万余人，而北京的各级各类幼儿园共有1266所，目前包括民办园在内的全市幼儿园在园人数为22万多人。按照北京现在的规模，仍有一半的孩子无法进入幼儿园的教室。

　　当公立园变得越来越难“挤”进去的时候，“入园贵”成了家长们要面临的又一个难题。目前，一般公立园除部分对系统内或小区内的孩子有优惠外，大部分都会收取每年5000元到1.5万元不等的捐资助学费，再加上每月的托费和饭费，平均收费在800至2000元。很多负责招生报名的老师，会特别说明：“这是今年的收费，明年的标准还说不好。”而部分民办幼儿园根据教学内容、学校位置等因素动辄每月2000至5、6000的费用，也让大多数处于工薪阶层的家长狂呼吃不消。

　　“估算下来，每年光入托费就要3、4万，还有兴趣班和吃穿的费用，每月的工资基本都贡献给孩子了。之前是房奴，现在是孩奴。要是幼儿园也能义务教育该多好啊。”王女士说。根据资料显示，2009年，北京城镇年人均收入为26738元，折合下来为每月为2228元。根据目前幼儿园的收费标准，一个孩子每月再幼儿园的花费基本与一个普通城镇职工的收入持平。

　　对于城市低收入人群和近些年来涌入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那些家长们挤破头的公立幼儿园和高收费的私立园无疑是海市蜃楼。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那些以收托流动人口子女为主、形式多样的民办非正规托幼教育机构。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非正规托幼机构的数据，并将非正规托幼机构冠以时下流行的“山寨”一词。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

　　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在上海、广州、青岛等全国不少省市，“入园难”问题都普遍存在。

　入园难“症结”何在

　　烦扰纷争之后，“入园难、入园贵”症结究竟何在？或许用两个不平衡来总结最为恰当。幼儿园资源的供求严重不平衡是首要原因。根据教育部官网的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共有175836所幼儿园，到了2008年，全国幼儿园的总数变为133722所,比2000年时减少了4万多家。幼儿园数量大幅度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是2000年前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单位、集体办园为主，公益性和福利特点明显的学前教育体制被打破，幼儿园纷纷从原有的单位剥离出来，被关、停、并、转。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人口出生形势分析不足，决策缺乏前瞻性，一大批街道园、家庭园和学前班陆续被关闭。

　　或许当时谁没有预想到，当大量出生于1962至1980年间的“中国婴儿潮”一代进入育龄期，中国出生人口数字从2005年起出现迅猛的反弹。特别是当出生最高潮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进入入园期，幼儿园的减少和出生人口增多之间的供求矛盾急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流动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也让非户籍人口数量急剧上升。被压缩后的幼儿园现在显然没有能力接纳更多的孩子。根据官方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学龄前儿童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为 74%。尽管不少地方出台政策，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新建一部分公办幼儿园，但远水如何解得了近渴？

　　公办园、优质园的数量与适龄儿童家长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也是导致入园难的另一个原因。根据教育部官网的数据显示，在学校减少的基础上，幼儿园类型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2000年到2008年，教育部门办园减少了近8000所，集体办园减少了80％，而民办园的数量增加了近90％。民办园的比例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0%。

　　对于这种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指出：“民办教育的发展，其实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幼儿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办教育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对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并与公办幼儿园形成合理的竞争态势，也有利于推动学前教育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目前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还要归结到政府的职能界定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上。”

　　事实上，也正由于政府对于两类幼儿园的政策和补贴程度的巨大差距，导致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在性价比方面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公办幼儿园由于有政府支持，办学条件不错，教学内容丰富，老师素质较高，而且收费比较便宜，自然备受家长的青睐，社会美誉度也高。

　　相比起政府投入给一些公办幼儿园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千万级的资金，私立幼儿园只得到免营业税之类的“小优惠”，没有得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足够的关注。目前民办幼儿园主要依靠收取的入托费用保持运营。这笔钱要负担老师的工资、福利；幼儿园的日常开销；教具、玩具的添置以及房屋的租赁和维修等，运营成本的提高导致收取的入托费用很难维持在与公立园同样的标准。此外，对于民办园的收费，政府只是实行备案公示制，没有具体的指导价格和监管职能，也导致其收费自主性过大。

　　此外，学前教育配套设施建设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一直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如在北京等中心城老旧居民区，幼儿园规划建设数量严重不足；新建小区配建幼儿园产权不明晰，出现少建、不建、挪作他用等现象；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乡村很难建立高质量的幼儿园所等，都是导致入园难这一问题尖锐化的重要原因。

解决“入园难”需多管齐下

　　当下幼儿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社会现实，已经令政府焦虑，从国家到地方，相继出台多项应对政策缓解入园难问题。北京重点启动学前教育四项工程，包括公办幼儿园新建工程、公办幼儿园改扩建工程、办园条件改善工程、师资培养培训工程等，提高公办幼儿园接收能力。上海针对非上海户籍的适龄儿童的增长，尝试采取政府向民办幼儿园购买“学位”和鼓励、规范兴办收费较低廉的三级民办园或“看护点”的办法，补足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的不足。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从2009年起，实现了从幼儿园到高中免费教育的有益尝试，学前教育完全纳入公共财政开支。绍兴市出台民办教育补助办法，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同样享受已设立的学前教育专项发展经费和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经费补助；在职非公办幼儿教师补助经费逐年有所提高。这些都是政府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

　　不论是新建园舍还是培养师资，学前教育难题得以缓解的前提，在于政府投入加大。有专家指出，应该清醒意识学前教育具有的保教合一、福利性、公益性与社会服务性、补偿性等功能特点，决定了学前教育应该走社会化之路。而政府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收入的服务重心，应该是努力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大力发展面向大量的城乡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各类困难群体的公办幼儿园，切实保障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贫困家庭儿童能够享有具有一定质量的学前教育。同时，要积极出台政策鼓励和扶持提供普惠性服务的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和民办幼儿园，并帮助其提高公共教育服务能力。

　　除了加大投资，政府更迫切需要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变管制限制而为放宽政策环境，降低准入门槛，转变对民办教育的管理模式。“对民办教育应当区分盈利与否，研究适宜和相应配套的管理办法，限制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水平，从而鼓励和扶持非盈利性的平民化的学前教育，保证更多儿童受教育权益。对民间兴办的平民化的学前教育可以以发放教育券或委托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使幼儿教育形成多元供给、良性竞争的发展格局。”张燕教授说。

　　同时张燕教授还指出，在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基础上，也可以探索以民间公益组织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形式，将大大解决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目前，由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组成的四环游戏小组，已经通过6年多的实践，探索出一条面向流动学前儿童具有文化适宜性的学前教育道路，也已经在北京流动人口聚居的石景山刘娘府社区和海淀区肖家河社区进行项目推广，使有效经验能够辐射到更大范围，让更多流动的学前儿童受益。遗憾的是，这类公益组织同样面临着注册难、和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发展困境，迫切需要政策环境的开放宽松。政府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承认其价值，并采取适宜方式加以扶持。

　　可喜的是，2010年6月2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表决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学前教育作为单独的一章做了全面的表述，明确提出了政府要重新担当起学前教育的责任。并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实行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

　　温家宝总理在7月13日至14日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也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全国城乡学前教育普遍发展，公办民办并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园难”问题。

　　这无疑让诸多为“入园难”发愁的家长迎来了曙光。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认为，“幼儿的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6岁之前是人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真正的基础教育在学前”。而让拥挤的“人生起跑线”变得平坦起来，是每一个人的愿望。